股粮网老蒋明知卫立煌是“七路半将军”，为何仍让他统领55万大军？

1947年11月的南京总统府，灯光彻夜未熄。华北前线连连吃紧，幕僚们的低声商议里，一个名字反复出现——。提议者说：“东北需要他。”对面有人皱眉：“他向来与延安眉来眼去，靠得住吗？”这句质疑并未阻止决策。几天后，任命电报发出，卫立煌成了东北“剿总”新帅。

此时的东北，对国民党而言已是一盘随时可能散架的棋。自1946年春起，蒋系嫡将杜聿明、陈诚连番鏖战而失利，部队士气日渐低落，从最初的60余万锐减至55万，且被压缩在沈阳、长春、锦州三角之间。反观东北野战军，至1948年夏已拥有70万正规军，后方依托辽西走廊，补给无虞。纸面数字差距不大，实际力量此消彼长，老蒋心里明白：再不找个能安抚军心、镇得住场面的“救火队长”，整个东北就要脱手。

卫立煌的履历让人难以忽视。北伐时是精锐教导师团长，抗战期间统帅第二战区，太原会战让他登上《时代》周刊，西北远征军更令美军敬佩。国民党将领里，能独当一面的并不多，他算一个。但问题也显见：1938年他赴延安观摩后，曾擅自批准给八路军大批军火；1940年，戴笠即报他“暗助共军”，虽未坐实，嫌隙已生。战后初起内战，他在东北担任行辕主任，拖延进攻，甚至纵容地方保安团与解放区私下停火，于是得了“七路半”绰号——处在“八路”与“中央军”之间，只差半步。

让这样一位“摇摆派”执掌重兵，究竟出于什么考量？一是威望。卫立煌出身中央军系统，却未卷入桂系、CC系等派系之争，在军中口碑尚可。东北诸军多系杂牌，只有老资格才能压得住阵脚。二是牵制。蒋介石清楚卫对自己阳奉阴违，却更担心其他将领自成山头，索性以卫立煌牵制陈诚旧部、东北军残系与西北军团。三是时局。1947年底，美国对国民党军的援助已打七折，华北、华东吃紧，蒋须把嫡系空运关内，只能留下相对独立的卫系善后。

卫立煌赴任前，曾在上海秘密会见一位老友。对方递上一封由法国转来的电报，寥寥数语：“彼此互存谅解，可随机应变。”这暗示源自中共的回信，字不多，却重若千钧。卫立煌心中有数：北上不是去取胜，而是去善后，尽可能减少伤亡与破坏。

1948年9月，辽西打响。锦州风急雨骤之际，蒋介石连发电令：“陆海空全力援锦，十日必达！”卫立煌回电寥寥：“沈阳尚危，难动主力。”随后他以整补为由，将油料、弹药扣压在沈阳仓库，对廖耀湘的机动作业限期只给七天储备。表面看是军需紧张，实为暗中“拢韁”。顾祝同飞来催促，被他以“战场情势瞬息万变”挡了回去。

锦州失守后，辽沈战场天平猛然倾斜。10月28日，廖耀湘兵团在黑山、打虎山一线被全歼。至此，围困在沈阳、长春的国民党主力退路全断。卫立煌却不急不躁，命城防部队严禁破坏工事，释放部分粮仓，又允许市民提前转移；这一系列举动被郭忏讥为“替人做嫁衣”。有人悄悄问他何以如此，他淡淡答一句：“沈阳百姓无辜，能留一分安稳是一分。”

11月2日凌晨，炮声自郊外由远及近。守城部队抵挡不过，纷纷缴械。中午时分，人民解放军入城，东北重镇沈阳宣告解放，大纛红旗飘扬在皇寺广场。55万国民党部队，一半在战场被歼，余者陆续投降，一场决定国运的大会战就此尘埃落定。

而卫立煌却不在城内。他早于10月下旬被召回南京，先是上庐山陈情，旋即被“留宿”于南京栖霞路官邸。蒋介石气急败坏，电令：“即行查办。”然而顾虑余部尚在各地，真要办他，恐寒了军心。于是软禁成了折中之策。

那段日子里，卫立煌经常翻阅《资治通鉴》，门口卫士远远望去，只见他时而皱眉，时而长叹。一名旧部前来探望，忍不住问：“总司令，为何不早作断然之举？”卫立煌放下书，低声道：“时也，势也。”

1949年春，李宗仁就任代总统，政治空气骤变。监察院尚未成案，卫立煌已悄然离开南京，经舟山、广州辗转抵达香港。蒋介石闻报，只能苦笑，自叹“纵虎归山”。同年年底，新中国成立，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北京公布的“战犯首要”名单中，反倒被列为可争取对象。1955年初春，卫立煌携眷回到北京，在中南海勤政殿拜会毛主席。主席一句“将军不忘国家，人民不会忘记将军”，让77岁的他热泪盈眶。

晚年的卫立煌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，常在军史座谈会上复述战时教训：“兵可用不可耗，地可弃不可亡民。”听者大多沉默，偶有年轻军官追问当年辽沈所为，他只轻轻摆手：“历史自有分寸，毋庸多言。”1978年12月17日，卫立煌病逝北京。挽幛上写着“功过付春秋，古今共长思”。他的一生，既是时代风雨中一抹复杂的侧影，也是国民党将领在大分流中的冷峭注脚；老蒋起用“七路半”的赌局，终究只赢得了一声长叹。

启远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